二 新時期黨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成效
黨在這一時期堅持以辯證批判的態度對待中華傳統文化，在不同發展階段為優秀傳統文化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既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期的傳承弘揚，同時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從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成效來看，新時期黨通過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汲取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方法，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理想，明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
1. 汲取了新時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方法
黨立足不同發展階段，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了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和求真務實的優良傳統，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科學的方法指導。在傳統文化中，明清時期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顧炎武曾大力倡導與空談誤國相對立的經世致用之學，黨內第一次明確提出從實際出發確定實踐路徑的是毛澤東。毛澤東通過研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著，學習傳統文化中的處世之道，結合革命實踐的現實需要，不僅寫出了《實踐論》，而且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明確把傳統的實事求是思想引入革命實踐，并將其發展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但因為對國情的認識不清，加之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初步探索時，偏離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導致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生曲折。鄧小平在接續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首先破除了“兩個凡是”錯誤思想的束縛，通過在全國范圍開展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在通過反思導致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偏離的原因時指出，解放思想是實事求是的前提，而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所謂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產生于新的歷史條件和現實環境，強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必須做到開拓進取，這在實際上形成了對實事求是的內在要求，一方面建設社會主義不能超越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另一方面必須在“摸著石頭過河”中制定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標準，鄧小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限度內提出了“三個有利于”標準作為對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是否合乎事實的檢驗。進入21世紀，伴隨國際國內局勢的新變化，江澤民充分把握世界多極化趨勢以及愈發激烈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在繼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基礎上，增添了“與時俱進”的理論內涵。“與時俱進”不僅傳承了傳統文化中關于事物發展變化的觀點，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蘊含的辯證法思想，而且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具有的優秀品質。正如恩格斯所言：“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2004年，胡錦濤強調：“求真務實，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以貫之的科學精神，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內涵，也是黨的優良傳統和共產黨人應該具備的政治品格。”新的領導集體把“求真務實”作為“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是把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相結合實現的對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推動了黨的思想路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實踐中的運用。
2. 提出了新時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理想
面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鄧小平吸收借鑒傳統文化中的有益部分提出“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在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的建設實踐中不斷推進社會理想的實現。儒家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道家和墨家思想中也蘊含著濃厚的平均主義色彩。傳統文化中的平均主義既是封建統治階級維持統治秩序的觀念上層建筑，也是重農抑商政策下小農經濟的必然產物，但有限的物質生產條件和發展水平決定了即使當時實現平均也只能是共同貧窮。鄧小平在反思社會主義建設遭受的曲折時指出：“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改革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一方面需要通過現代化建設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通過分配方式的變革實現對社會財富的共享。鄧小平分析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結合傳統文化中的“小康”概念，為舊形式賦予新內容，提出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在《禮記·禮運》中，“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是根據發展程度劃分的兩種社會模式，其中大同作為最高的社會理想，以整個社會的財產公有和人人平等作為基本特征；而小康作為大同的低級階段，指的是生活溫飽和安居樂業的社會狀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同階級在探尋救亡圖存道路時紛紛以大同世界作為理想，盡管社會制度的局限使他們無法實現階級理想，但洪秀全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康有為撰寫的《大同書》等仍然受到人們推崇，給人們以精神鼓舞。鄧小平在1979年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會談時指出，中國所要實現的現代化就是小康之家，小康的實現既立足自身的國情，又堅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不同于過去社會從“禮”“道”等觀念出發或是在脫離現實處境的空想中把握社會理想，鄧小平為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提供了小康社會的建設方案，并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道路。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20世紀末已經實現了總體小康，正在向著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邁進。胡錦濤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為進一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安排，推動建設和諧的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同時，積極倡導和諧的世界理念，為小康社會以及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創造理想的國內和國際環境。
3. 明確了新時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經階段，民族復興始終以人民幸福作為根本追求，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以民為邦”等成為新時期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的理論來源。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來看，上溯到西周時期，無論思想家還是政治家開始出現重民思想，這成為中華民族延續至今的優良傳統。共產黨在成立時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正是因為作為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表，它以人類而不是統治階級的解放作為追求。中國共產黨的階級立場決定了它的性質和宗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為實現人民幸福提供了根本的社會條件和制度保障。鄧小平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并從四項基本原則中提煉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從社會主義的本質來看，任何社會制度和發展階段都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目標，它不是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而“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則從生產關系的維度揭示了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制度的最大區別。質言之，社會主義的本質從根本上來看是對人的存在狀態的描述，只有消解階級社會的剝削和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才能為人民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解放提供必要的物質保障，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提出、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三個有利于”標準的確立等無不體現著社會主義以人民為中心的本質規定性。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基礎上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黨的十六大以來，胡錦濤繼承傳統民本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而貫徹實施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一方面堅定了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主體地位，人民群眾既是現代化建設的主體力量，也是現代化成果的共享者；另一方面體現了黨對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的理論創新，新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始終圍繞解決民生問題展開。
來源：《從傳統到現代》
公安備案號：13080202000448